怪才宰相王安石簡介：千古一相王安石當宰相的故事

怪才宰相王安石簡介：千古一相王安石當宰相的故事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宋朝

人物簡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爲“通儒” ，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生平：慶曆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籤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爲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逝於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諡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當宰相的故事

48歲那年，王安石被任命爲宰相。當時的大宋，社會危機四伏，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交織在一起，國家越來越衰弱。推行政治變革，扭轉積弱的局面，是當時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看法。數十年來，幾乎每個正直官員都會提出治理“三冗”的主張，並且想方設法減輕“三冗”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可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呼籲、爭論、諫勸，“三冗”問題非但未見解決，反而越鬧越兇，幾乎成爲國家政治的一個死結。

才華超羣的王安石不屑於重彈治理“三冗”老調。他深深知道重彈老調沒用，只能尋找新路。王安石提出的變法內容，有“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將兵法”、“保甲法”、“市易法”、“農田水利法”及教育和科舉制度的改革等等。其核心內容只有兩條：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政府充當銀行的角色，貸款給羣衆擴大再生產。青苗法就是政府貸錢或者種子給農民，收穫後再償還；市易法相似，就是貸款給小商小販們，然後還有國家調控市場等常用措施。

變法是對舊秩序的顛覆，改革更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王安石的改革舉措就像一枚枚重磅炸彈，炸得那個時代文人士大夫們頭暈目眩。從變法推行開始，反對的聲音就絡繹不絕。面對一片討伐聲，孤軍奮戰的王安石堅持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變法運動表現了王安石思想的獨立，致力於“經世致用”的實踐精神，以及他的過人膽識。

王安石的新法持續了7年，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最終卻失敗了。得知新法被廢罷後，獨居南京的王安石病情日益加重，不久就孤憤而死。在去世幾天之後，王安石遺體才被他的弟弟王安國發現。此後的大宋王朝，再也沒有時代的強音，再也沒有振興的吶喊了。王安石去世41年後，北宋滅亡。

王安石變法，讓當時的大宋受益匪淺，但自己卻因變法而聲名狼藉，給他帶來了千年爭議。不論如何，作爲政治家的王安石值得尊重。就如他的《浪淘沙令》一詞所敘述的那樣：“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江寧城外，長江無語東流，凋謝的是歲月，但王安石那文人的高尚品格依然萬古長青。

王安石一生爲官清廉，沒有私敵，就連他的政敵都不得不承認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無一污點”，典型的好人一個。如果不是做一個改革家，單單是文人，王安石的名字也會名留史冊。作爲文化大家，退居南京的王安石並不孤獨。他高尚的道德與傑出的文采，讓許多文人墨客紛至沓來，歌詠唱和。

一次蘇軾路過江寧，王安石身穿粗布衣服，騎着毛驢到江邊迎接。比他小16歲的蘇軾向他行禮說：“軾今日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說：“禮豈爲我輩設哉！”兩人相伴，論文說佛，同遊鐘山，賦詩相和。笑談間，王安石的《南鄉子》一詞便噴薄而出：“自古帝王州，鬱鬱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南京是王安石喜歡的城市，他也把更多的感情投入這塊土地，他的許多詩詞文章寫就於南京。在存世的1600多首王安石詩歌中，有500多首是在金陵完成的。他的詞多數也在罷相隱居金陵時所作。如他的《菩薩蠻》一文：“數家茅屋閒臨水，輕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餘度石橋。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是隱居半山園所寫之詞，描繪出淡泊寧靜的生活環境，也點出了詩人擺脫宦海遠離塵世的村野情趣，渲染了王安石安然閒適的生活態度和孤介傲岸、超塵拔俗的耿直人格。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爲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王安石的著作極爲豐富，他的文學作品中閃爍着奪目的政治光彩。其散文長於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羣；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衝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

王安石一生的最大志向並非詩詞文章，而是政治改革。他對作詞持輕視態度，曾嘲笑晏殊：“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因此，王安石存詞較少，只有20餘篇，但還是留下了《桂枝香（金陵懷古）》這樣意境開闊、風骨凜然的經典名篇：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王安石爲什麼被成爲千古一相呢？

王安石生活在宋朝的鼎盛時期，王安石於慶曆二年（1042年）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場。依靠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奪取天下的宋太祖爲保趙家天下久長，杯酒釋兵權，任命文臣擔任知州。太祖對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籓，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文臣治理州府，即使都貪濁，也沒有一個武臣反叛的危害大，這就從大的環境決定武人退出歷史的主旋律，特別是太宗更是大力發展文人統治羣體，士大夫成爲宋朝的統治基礎，宋朝的各個領域深深的打上了文人的痕跡，“和平崛起、重文抑武”的國策形成，宋朝用經濟手段買來了百年和平，到宋仁宗時宋朝的太平盛世到來了，城市經濟繁榮，商品經濟活躍，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流通貨幣。宋朝成了整個封建時代最有詩意的時代。

宋朝皇帝打壓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整個社會都瀰漫着享樂的思潮，文臣大量買地，是廣大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宋初的王小坡、李順起義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地”的口號，表明土地高度集中，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矛盾的根源在於土地兼併，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爲例，作爲士大夫的一員的王安石對當時的國策領會不透，在書本上看到的是漢唐的一統天下，蠻夷的臣服，土地的平均，不安於現狀大聲疾呼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仁宗沒有受他的蠱惑，堅持國策不動搖，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沒有市場，也不可能實施，只能是理想。

二十歲的宋神宗趙頊即位後，雄心勃勃的向宋太祖學習，“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可是百年的太平，既定的國策讓滿朝文武沒有一個支持他。他的母親曹太后說得更白：“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己取之，何待今日？”，只有王安石的激進、大膽改革思想與趙頊的想法有共同之處，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推行改革，王安石推行的是一種先予後取的擴張性財稅金融政策。他的核心就是發展是硬道理，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王安石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徵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同時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所有這些都引起現代社會學者的關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很接近，與同時代卻很遙遠。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其政治變法對宋朝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在1000年前差一點把中國帶入資本社會，被列寧譽爲是“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

吳慧先生把春秋時的管仲、戰國時的商鞅、西漢的桑弘羊、唐代的劉晏、北宋的王安石和明代的張居正稱爲古代的六大經濟改革家。管仲的改革措施包括稅收上的“相地而衰徵”，農業上的 “無奪民時”等，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人們的職業劃分爲士、農、工、商，並主張定四民之居， “勿使雜處”，杜絕了勞動力的地區流動，堵塞了人們自由擇業的途徑。商鞅的變法以統一度量衡、推行重農抑商、實行法制、獎勵軍功、建立郡縣制等爲主要內容，對社會經濟產業結構的限定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背道而馳，在確保一定時期農業發展的同時，窒息了其他經濟部門在更長曆史階段中的自發增長。劉晏的改革具有較多的市場色彩。爲了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不是單純依靠提高稅收，而是藉助於民間經營的積極性。這也是王安石的改革核心，所不同的是由官府參與爭利。中國古代幾次大的經濟改革所呈現的演進軌跡是對市場管制加深，正是這樣的管制使中國歷史上儘管有市場的交換行爲和一定規模，但在本質上仍是一種前市場經濟，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

宋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復契丹和西夏佔領的國土（其實其佔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爲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富國強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與當時的文人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不一致，實際上但是的矛盾並不是宋朝和遼國的矛盾，兩國已經睦鄰友好，宋朝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農村的小農意識與高度發達的城市商品經濟的矛盾，改變國策，競爭壓力就會增大，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說他“陛下臨御未久，當佈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宋神宗不顧實際，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滿朝重臣的反對。王安石於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4年後皇帝迫於衆議，王安石免相，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變法基本失敗。

由於宋朝重文抑武，武人沒有出路，也不會給朝廷出力，宋神宗在王韶取得熙河之勝後，一心求戰，“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隨着戰爭的失利，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三十八歲的趙頊駕崩於宮中。變法徹底失敗。

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內容的優越性與技術管理的不協調，中國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賬篷已經有“好幾萬段”在庫房裏黴爛。《宋史》食貨志又提出神宗趙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三十二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爲二十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方式管理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展成熟，果真如此，王安石豈不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一千年，爲甚麼他事實上會失敗？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缺乏中層機構。仔細參考《宋史》裏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爲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着手。“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間徵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裏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爲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從中可以看出變法的不合時宜。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失敗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宋朝從此走上了下坡路，改革、反改革成爲社會的主要矛盾，應該說王安石新法內容是良莠不齊的，青苗法就是一項農村重要的金融政策，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由於實施的激進，也被反改革派反對，以司馬光位代表的反改革派並不反對變法，主張漸進變法，對於朝廷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透徹，王安石沒有最大限度的統一思想，變法不僅沒有補天，還引起了士大夫集團內部的鬥爭。神宗去世，其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八年之後太后去世，皇帝親政，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重用改革派，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打擊。宋徽宗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一年後又支持改革派，恢復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改革派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309人列爲“元祜奸黨”，鐫石於全國州縣，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爲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於是“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宋朝亡於王安石的變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源是宋太宗的國策，潛在原因是宋神宗的有所作爲，不切實際的作爲，根本原因是宋徽宗把漏雨的房子又捅了一個大窟窿。中國也讓人嘆息的失去了1000年的優先發展的機遇，也影響了後來的明清兩朝，明朝沒有實行開放的財稅政策就是由於朱元璋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中國再一次失去了步入快速發展機遇。